1920年，田有余出生在安徽天长县（今滁州市天长市）的一个农民家庭。二十岁不到，他就扛起枪杆子参加了革命队伍。在战争年代，他出生入死，立下了不少战功。1956年，他被调到宿松，先后担任过兵役局副局长、人武部部长、支左领导小组组长、县“革委会”主任、县委书记等职。担任县委书记后，他深感责任重大，常以“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时刻不能忘记广大人民群众”告诫自己，劝勉部属。他长期带病工作，有时胃病犯了，痛得满头大汗，不得不用桌子角顶着胃部批文件、作报告。他还经常轻车简从，深入基层调研，现场办公，掌握第一手情况，急群众之所急，想群众之所想。
“一日无雨田发裂，一场大雨涝成灾”，这是当时宿松农业生产环境的真实写照。为改变这一“靠天收”的现状，早在1958年，全县人民遵照毛泽东同志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的指示，兴建了钓鱼台水库，1959年也对钓黄（钓鱼台、黄大口）灌区干渠进行了勘测设计，1965年由安庆地区水利局会同县水利局定了线。渠道上口在广福寺，下至乔木召立山跌水，全长61千米。但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冲击，加之资金短缺、技术不过关，钓鱼台水库修建的坝身单薄，高程不够，不符合设计标准，渠道更没有能力修建，成了半拉子工程，一直拖到1968年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许多人沉浸在“文攻武卫”中，对抓农业生产毫无兴趣，对抓阶级斗争却乐此不疲。而田有余深知，靠阶级斗争不能解决吃饭问题，解决宿松百姓的吃饭问题是天大的事。因此，县“革委会”成立后，在召开第一次全委会时，田有余就提出要解决这一水利上的半拉子工程问题。
会后，他迅即带领与会人员到现场调研，并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如何加高、培厚、配套修好钓鱼台水库的诸多事宜，并要求钓黄渠道要尽快动工并及早发挥效益。他深知，钓鱼台水库与黄大口水库联灌范围达18个公社，受益面积390平方公里，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，必须尽快动工，尽快发挥效益。并成立专门的指挥部，以水利部门同志为业务骨干，从下游受益区、公社组织民工施工。经过几年的奋战，干渠沿线建成大小支渠33条，总计长201公里。1969年建成柴垄渡槽，其他附属工程相继完工。1972年1月，渣水至许岭31公里长的支渠也建成通水。至此，钓黄渠道已发挥其最大的效能，人们称其为“幸福渠”，它使县域内12万亩耕地免受旱灾，并保障了灌区内群众生活饮用水的安全。
“有米无柴断不休，屋上桁条也要抽”，这是当年宿松县丘陵地区老百姓柴薪紧缺的真实写照。宿松本是个鱼米之乡，但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折腾。1950年代末，大量砍伐山林烧炭炼铁，兼之“人民公社”村村队队的食堂砍树当柴烧，使森林蓄积量急剧下降。特别是地处丘陵的许岭、程集、九姑等地的老百姓烧柴奇缺，人们只能用竹耙扒一些茅草，在山岗荒岭上挖草根当柴烧。
此情此景，田有余看在眼里、急在心上，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，他能体察到百姓的疾苦。为解决烧柴难的问题，县委决定借鉴湖北广济县在丘陵栽植杉竹的成功经验，提出“毛竹搬家，杉树下山”的口号，倡导“为革命造林，为战备绿化”的群众性植树竞赛活动。由于竞赛活动成效显著，1970年，全国九省市林业检查团来宿松参观学习。1972年9月15日《人民日报》第二版以《宿松湖山绿遍》为题，详细报道了宿松绿化工作，宿松因此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县。这一植树造林的举措，既逐步缓解了老百姓缺柴烧的困境，又绿化了环境，造福宿松子孙。
“竹墩河，莫奈何，起早摸黑等船渡，刮风下雨不能过”，这首民谣充分反映了长河两岸群众对解决竹墩桥问题的期盼。千百年来，一条长河把宿松洲区和后山隔断。据民国十年（1921）版《宿松县志》载：“当夏秋水涨成湖，广逾六七里，先是地主私设卖渡，重载多沉溺。”悠悠长河水，滚滚长河浪，自古以来不知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，更给当地老百姓的生产、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困难。面对一双双期盼的眼睛，1969年，田有余在一次县“革委”常委扩大会上，以军人的口气说：“同志们，历代君王、国民党政府只搜刮民财，不解民忧，今天请大家来专门研究竹墩河架桥的问题，我知道资金短缺，施工难度大，不管怎样，我们要举全县之力来解决建竹墩桥的问题。”这既是动员令，又是决战令。与会同志一致认为，解决了竹墩桥问题，也就解决了制约我县交通的“瓶颈”问题，使县内宿复线这条运输线与祖国东西交通大动脉长江紧紧连在一起，对宿松未来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会议决定成立建桥领导小组，立即着手相关工作。后来在施工期间，田有余多次亲临工地，现场指挥，解决问题。1971年夏，一座长137米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竹墩大桥终于建成。在当时，这是宿松有史以来建造的最长的一座桥梁。一桥飞架南北，长河变通途。
1972年，部队首长得知田有余病情严重（胃癌晚期），在县委书记一职尚未免除的情况下，就命令他回安庆军分区任副参谋长，其目的是让他早日住进部队医院治疗。他在宿松工作了几十年，搬家时只打了几个衣被的包裹，没有可搬运的家具，唯一的一张小圆桌和四把小木凳子，还是有心人送给他作纪念的。这是因为宿松的“杉树下山”已经成林，人们借此表达对他实施的惠民工程的感激之情。他虽然收下了，还是按照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，留下了15元钱。
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，宿松县直机关只有唯一一辆美式吉普。除紧急公务外，田有余同志从来不随便调用，家属更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。1966年10月，他担任第一线指挥部指挥长。一天，他要到合肥去开会，组织上准备调用吉普车送他前往，正好他准备送岳母回淮南，他深知岳母大人一直在帮助自己照顾小孩，操劳家务，年岁大又辛苦，这次回淮南老家，搭个顺风车也是人之常情，然而，田有余觉得这件事虽不大，但影响不好。于是，当即写了一张便条给警卫班班长小唐，请他买两张民票、一张军票。事后，警卫班的战士们知道这件事后，被田有余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深深感动。故此，这张小小的便条，当年的警卫班班长一直将它珍藏着。
1973年初春，田有余病情恶化，自知时日不多，他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太宿分干渠的工程我放心不下，很想回宿松一趟，一是去工地看看，二是看望代我操劳的老同志老朋友们。”汪云科长当时含着眼泪说：“部长，你的身体太虚弱，经不起颠簸。”他伤感地拉住汪科长的手说：“再不回去就没有机会了。”由于其非常执着，经院方同意返回宿松。到宿松后第二天，他驱车前往太宿分干渠。在程集，听取了当时程集区委书记徐务滋的汇报后，他高兴地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工作完成得很好，谢谢你们，现在我可以放心了。”北山大队书记杨万元见此情景，热泪夺眶而出，紧紧地拉着田书记瘦弱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你身患重病还关心我们的工作，关心我们老百姓，真是我们的好书记啊！”
此后，随着病情日趋恶化，54岁的田有余于1973年6月25日溘然长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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